賽事第二天早上十點多，距離一早五點從營地下南田村出發，經過壽峠鐵馬站、線道199、東源村，已經過了五個多小時。黎明時分，厚厚的雲層就遮蔽了整個天空，只看得見天空慢慢地轉亮，卻不見太陽升起的樣子。轉個彎，到了旭海草原，雲層似乎也吸收了海的所有顏色，留下兩片孤零零的大塊的灰，交會在海平面另一端那模糊的界線上。視線遠方那艘灰色的貨輪，不知道是往靠近或是離我們遠去的方向，以幾乎察覺不到的速度，緩慢的行進著。也或許它並沒有特定往哪個方向駛去，只是拋下對陸地那思念的錨，就這樣悠悠的在海上飄蕩著。

不知道又過了多久，當我再度望向海上的時候，天空的雲不知道什麼時候裂開了一條縫，陽光於是從那罅隙傾瀉而出，在海面上投射出一道圓形的光暈，波浪閃著金黃色的鱗光，彷彿帶著某種宿命般的旨意。

「萬物皆有裂縫，那是光照進來的契機。」-- Leonard Co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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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約莫同樣的時間，我一樣參加了這場極地馬拉松台灣站的賽事，不過那時候碰上霸王級寒流，除了氣溫低到6度，再加上下雨颳風的關係，使得體感溫度只剩下約莫3度。那是我的第一場極地超馬，沒有經驗，保暖做得不夠，整場下來，行進中我只有一件長袖的排汗衣跟一件風雨衣，歷經了膝蓋受傷、失溫到幾乎失去意識、邊跑邊哭的體驗，還是完成了這場三天134公里的賽事。只不過，當時為了不要去想眼前那似乎看不到終點的路途，我幾乎都是低著頭，看著柏油路面上車道的白線前進，對於沿途的風景，其實並沒有太多印象。雖然當時信誓旦旦的跟一位同行的選手說：「這種拿自己生命開玩笑的賽事，我這輩子絕對不要再來參加了！」結果回去以後，不但報名了同年度的極地馬拉松內蒙站，也順便連今年的台灣站一起報名了。

開賽的前一天，我跟一位被我半哄半騙來參加賽事的朋友，一早從台北搭車，中午就到了墾丁。在等待裝備檢查的同時，慢慢的來了更多的參賽者，許多都是去年極地超馬台灣站跟內蒙站認識的熟面孔。我開始可以體會一位超馬前輩跟我說的「每年的台灣站，都像是個同學會」的感覺。其實對於這種距離聽起來很不可思議的極地馬拉松賽事的參加者，要就是參加過一次，就再也不會再來，要不就是一直繼續參加下去。有趣的是，在參賽的過程中，許多人會以為自己是前者，賽事結束後的幾個星期，大多數人都變成後者了。

總而言之，聽完賽前的講習後，我跟同伴再次確認裝備，就早早地休息，畢竟賽事開始的第一天，我們必須要凌晨三點半起床，搭四點的交通車，前往賽事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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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的出發點大漢林道，在中央山脈的最尾端，我們必須越過這一段總爬升為2300公尺的路，往台東縣的達仁鄉出發。第一天的賽事有50公里，且氣象預報說這幾天還是會有寒流，但一般說來，還是有十度以上的溫度。跟去年相比，今年這種乾冷的天氣顯得宜人多了。

一開始19公里的路程，我們從標高五百公尺處上升到一千五百公尺，氣溫也隨之緩緩下降。不過隨著太陽慢慢的升起，繚繞在群山中的山嵐逐漸變得稀薄然後散去，只剩下些許的雲霧如蟬翼的白紗般，還眷戀在山腰中不願離開。天空中漂浮的的雲擋住陽光，產生大塊的陰影投射在層層交疊的山頂及山腰， 隨著山風徐徐的吹，陰影也緩緩的移動，讓蟄居在森林中的動物們，可以享受清晨陽光的溫暖。道路一旁的樹木及漫草，露珠在它們的葉緣及葉面靜靜的平躺著。我曾經聽說在朝霧散去後還殘留的露珠，是半夜睡不著的天使們留下的眼淚。如果我們願意仔細、安靜地停下腳步來傾聽，說不定有著還沒離開的天使，會害羞地低著頭，跟我們訴說她的故事。

大漢林道山腰處，早上的雲霧尚未褪去

接著大漢林道的路程，是15公里左右的浸水營古道。跟大漢林道比起來，這條路更為原始，幾乎都是佈滿碎石的泥巴路，而且因為長年被樹木遮蔽的關係，使得周圍的環境一直都十分潮濕，年雨量達到五千二百多公釐，這也就是「浸水營」這個名稱的由來。1914年的「浸水營事件」，這兒排灣族力里社的原住民們，反抗當時日據時代為了加強日本的統治地位所採行的「理蕃計畫」，逼迫所有的原住民繳出他們所持有賴以維生的獵槍，而發生了戰鬥。最後日本出動兩艘驅逐艦從海上砲轟，並派出兩千名兵力進入森林與原住民們展開了白刃戰，才終於在1915年初結束了這歷經五個月的暴動。日方根據紀錄，陣亡107人，排灣族人們沒有留下任何死亡的統計數字，只單純化約為「不詳」兩個字。現在這兒長出了杉樹、蕨類、百合，還有許許多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植物，覆蓋了曾經灑落在這裡的赭紅色的血。有時候可以聽得見四周那不知名的鳥類鳴叫的聲音，說著或許早已被遺忘的故事。

慢慢地，四週開始起霧了，並飄起了小雨。前方的能見度不到三十公尺，而有些路的寬度剛好僅容一個人通過，一旁就是滿是樹林的陡坡。我經常停下腳步，確定跟我同行的朋友有跟上來，也偶爾會想到從清朝到日據時代這五白年間，一群又一群因為貿易、爭戰、逃亡、移居等不同原因的人們，也曾經在這樣的天氣裡來來去去，面對著各自不可預知的未來。

浸水營古道一隅。告示牌早已因潮濕而顯得鏽蝕斑斑。

同行的朋友從霧中走出來的模樣

從一千五百公尺的高度，一路下到大武溪的河床，就可以看到海了。轉到了九號省道上，我沿著島嶼東部海岸線輪廓向南跑。第一天的賽程只剩下十公里，我的右膝隱隱約約有些澀澀的，那種不舒服的感覺。於是我走走停停，畢竟剩下兩天還有84公里的路，那對我來說才是真正的考驗。靠海岸那一側的路段，去年同樣時間正在進行防波堤的工程，幾十公尺高的消波塊大剌剌的堆在路旁，今年再經過時，它們就已經被安置在堤防外屬於它們的位置，任憑著海浪在一次次的拍打中，帶走它們強韌身軀的一部分，就這樣逐漸變得衰圮。

這是一種我們稱做「宿命」的東西。

我在下午四點左右完成第一天的賽事。到了營站後，找到我晚上要住著帳篷，卸下裝備，盥洗一番。然後從背包裡找出一包乾燥飯跟一包泡麵，走到營站旁，加了熱水，然後到終點的另一側，等著跟我同行朋友的歸來。天空仍被厚重的雲層遮蔽著，黃昏的暮色將視線所及的景物全染上了略顯寂寞的灰，隨著向晚時間到來，這樣的灰也慢慢失去了它的層次，被吸進了更為深沈的黑暗當中。

我在帳篷前遇到剛回到終點不久的朋友，跟他大致上說了一下盥洗室以及熱水所在之處，便走到離紮營處幾十公尺的地方，點了根菸。菸頭燃著紅色的火光，在每一次海風的吹拂下，間或明暗的閃爍著，有如跳動的生命符號般。天空看不見任何星星，細如髮絲的雨在我意識不被察覺的地方，無聲無息的下了起來。

今天營地所在的位置是達仁鄉一個靠海的小村莊，叫做下南田村。從我們紮營的地方，越過一個小土丘，就可以看見連接太平洋的海岸線。不過晚上往海岸的路途沒有光，所有的照明都靠自己帶的頭燈，而且雙腿已經走過一整天50公里的路途，也不會真的想要再多走這段路。但雖然看不見海的模樣，不過卻可以清楚地聽見伴隨著寒流而來的東北風捲著海浪，在黑暗中沈默的低語著。

將近晚上九點鐘了，許多人在這個時間點已經準備就寢，明天一早五點出發，我們必須四點鐘起床，才有充分的時間整理自己的行李。我還睡不著，所以一個人靜靜的坐在路旁昏黃的街燈下，聽著海浪用著有溫度的海水溫暖著沈睡的沙灘，那帶有厚度的潮來潮往的聲音，彷彿人們低沈的嗚咽。

「晚上是最好的時間；有時你無法入睡時，那是因為你耳朵的頻率正好與逝者的哭聲相通。」 -- 柯慈，<<等待野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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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小在高雄縣的一個小鄉鎮長大，如果用一個比較精準的形容方式，就是騎十分鐘的腳踏車可以繞一圈那樣的大小。我父親因為工作的關係，調到這個鄉鎮，在那兒遇見我母親，生下了我。母親的家族是在地人，所以小時候，我外公外婆就住在離我們家不遠的地方。每當我跟弟妹去他們家玩，我外公就會騎著他的那台老式黑藍色的三洋野狼125，去附近的柑仔店買飛壘口香糖給我們。他略顯福態的身軀跨坐在機車上逐漸遠去的模樣，是我對他最深的印象。

我十歲那一年，父親工作又調動，我們全家於是從鄉村搬離，住進台中這個城市。當我們還在努力適應城市生活的步調時，得知外公因為腎臟的問題住進醫院洗腎的消息，父母說等學期結束到暑假的時候，會帶我們回鄉下去陪陪他。

結果比假期先到來的，是外公死亡的消息。

於是我回到從小生長的地方，參加外公的葬禮，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有貼近死亡的經驗。敬輓下方的靈堂放著我熟悉的外公長相的遺照，靈堂上那些被點亮的白色的蠟燭，紅色的燭火，吞吐著黑色的煙。前方上著亮光漆的深褐色棺木，這時打開三分之一，是給我們瞻仰遺容用的。我跟著我父母走到棺木旁，向裡面望去。外公的臉因為水分的流失，已經乾癟到只剩一層薄薄的皮膚緊貼著頭骨，留下那樣空洞的形狀。禮儀師幫他上的慘白的妝底配著外公緊閉的雙眼跟略微張開的嘴唇，現在回想起來，隱隱約約帶有點黑色的滑稽感。不過在那個時候，我卻是呆住了。因為我必須很努力地將我眼前的這張臉孔與我熟悉的外公連結在一起，甚至我必須回頭看著坐在家屬席上啜泣的外婆以及阿姨舅舅們，才能確定現在躺在棺木裡面的人是我外公。更讓我覺得訝異的是，除了他那張遺照，我幾乎記不得外公其他表情的模樣。

我已經忘了我在葬禮上是否哭泣了。不過從那時候開始，我會把握機會努力盯住每一個在我生命中出現的人的臉孔，去好好記得他們臉上五官的每一個細部，皺紋的紋路，笑起來時嘴角上揚的幅度......等，因為我怕我會忘記他們的模樣。但我更害怕的是，我當下以為我可以永遠記住的某一瞬間，卻在下一個瞬間被遺忘。有一個理論是說，我們的每一次睡眠，都是為了遺忘某些不那麼必要的記憶，進而使我們的大腦可以記住其他更重要的事。但是，我們要怎麼樣知道什麼對我們而言是重要的記憶，什麼不是呢？

「有一個夜晚我燒毀了所有的記憶，從此我的夢就變得透明了。」泰戈爾於是這麼說著。

「那麼，在那些我所遺忘的記憶時間中，是否也同時失去了構成我靈與肉的喜怒哀樂與愛恨情仇?那麼我的人生，還是完整的嗎？」我這樣問我自己。

然而，在賽事的開始，我仍然沒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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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浪聲有節奏的在看不見的地方起伏著，我躺在帳篷內，安安靜靜地聽著它們低語呢喃的聲音，彷彿向彼此訴說著大海另一端的訊息。我於是閉上眼睛，想像自己坐在一艘獨木舟上，隨著海浪盪啊盪，等待著睡意終於如潮水一般來襲。

夢裡，我外公看著我，用著我唯一記得的那張照片上沒有表情的表情，卻也沒有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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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的賽事有64公里，清晨五點開始，我們從海岸線轉進山路，一開始的15公里全是上坡，一直要到壽峠鐵馬站之後，才會有較為平緩的地形。今天的路途，前36公里全在山區內。厚重的灰色天空壓縮著視線範圍內的空間，落山風將冷冽的空氣從山頂上往海的方向不留情地吹著，在我耳際旁髮根的地方徘徊。偶而會飄起幾乎察覺不到的小雨，輕輕地打在我的帽沿上，發出輕微的搭搭搭的聲音，告訴我這世界的齒輪仍舊繼續行走著。

我慢慢的提升我的速度，一個人在旭海公路上跑著，除了海風在我耳朵旁颯颯的吹，我只聽得到我的腳步聲以及喘息的聲音。

然後我看到了那束宿命的光。

只是，Leonard Cohen在兩個多月前以82歲的年紀過世了。同年的早些時候，Bob Dylan以歌手的身份獲得201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然而，「活著」這個條件，是諾貝爾獎的得獎資格其中之一。所以這個不知道是Cohen還是諾貝爾文學獎的遺憾，就這樣永遠存在著。

這也是「宿命」吧，我想。上帝做為一個旁觀者，有時候會對有著費盡全力卻毫無所獲的命運的那些人們，露出殘忍地微笑。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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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勢慢慢加劇，為了不讓帽子被風吹走，我低著頭，用手壓住頭上的帽子。在我面前幾十公尺的地方，有隻倒臥在地上的蝴蝶，奮力擺動著自己的翅膀，但應該是沒有辦法抵抗風的力量，還是只能平躺在柏油的路面上無法移動。雖然翅膀沒有停過，不過那看起來像是肯洛區(Ken Loach)電影中主角對於現實條件的那種無能為力且絕望地掙扎。我走到祂身邊，用手捉住祂的翅膀把祂放到路旁的草叢裡。或許清晨曾經有個在樹葉上跟這隻蝴蝶說過話的天使，可以稍微保護祂。當然，也或許不會。不過，我已經盡力了。

中午過後不久，我在進入九棚沙漠前的檢查站吃了些作為行進糧的堅果，把身上剩下不多的水喝掉。志工們很好心的幫我把水壺灌滿了水，我坐在檢查站的涼亭裡，看著幾乎被海水淹沒的九棚沙漠。今早出發前，主辦單位的工作人員說，因為九棚沙漠漲潮，水幾乎淹到成人的腰間，所以原先靠海邊的路程，改道山路，往今天的營地小墾丁度假村。不過卻也因此多出了兩公里，而且上升超過四百公尺的路程。

兩天跑了近一百公里的路，我的右腳已經起了三個水皰，才在醫護站簡單的處理過，現在看到這多出來的，且似乎永無止盡的上坡路段，我在心裡不停地詛咒主辦單位以及工作人員，然後也埋怨自己今年還再報名一次的這種愚蠢行為。路旁的小村落，一戶人家的門前綁著一隻有黃色短毛的中型狗，趴在地上，耳朵無力地往下垂，並用那無可奈何的眼神看著我。祂現在哪裡也去不了吧，我想。或許，我的處境也跟祂差不多，只是我還可以一步步往前走。

第二天下午，進入滿州鄉（出處：SUPERACE）

下午進入滿州鄉後，離第二天的紮營點小墾丁度假村就不遠了。前方開始出現幾戶民宅。這些民宅不高，多半是一層樓的建築，偶爾可以看見以跟一樓一樣的外觀堆疊出來的二樓，或許是房子的主人與他們年幼的孩子們同住，也或許那些孩子們早已長大成人離鄉工作，把自己帶不走的童年遺留在那些空蕩蕩的房間。房子外牆的油漆因為長期以來海風以及山風的侵蝕，早就失去了最初的光彩，點點斑駁的牆面上那些即將脫落的油漆，像是蕭瑟的秋天裡早已枯黃的葉，卻遲遲不肯告別。

有一戶民宅的門半掩著，我經過的時候，往門裡瞥了一眼，有個穿著白色短袖汗衫的老人，由他殘存的白髮以及臉上的皺紋判斷，約莫七十多歲了。那件汗衫經過多次的洗滌，交織的纖維逐漸退去，已經遮掩不住自己上身那鬆垮的皮膚了。他佝僂地坐在一張板凳上，用以前我讀小學時曾經用過的，那種在桌面畫上象棋棋盤的米色折疊桌，吃著應該是遲來的午餐。除了手上的那碗白飯，他眼前擺的配菜就是一盤深綠色的青菜，還有一條看起來應該是前夜吃不完剩下的魚。他眼睛看著門外，但目光似乎失去的焦點，看起來有些無神，他就這樣安安靜靜的，咀嚼著他口中的那一口飯。

一直到他消失在我的視線當中，他就這樣靜靜地咀嚼著。

但是，天氣很好，讓我覺得這一切都還是有希望的。

在我的記憶中，我似乎看過類似這樣的景象，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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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唸高中的時候，學校的校門口，每天都蹲著一個年約四、五十歲，像是流浪漢的中年男子。他的身型削瘦，上半身經常打赤膊，只有偶爾冬天氣溫降低的時候，才會穿上我們高中的舊式灰色夾克。終年日照的結果，使得他皮膚除了常見的深褐色之外，還隱約透出被曬傷的焦紅。至於褲子，不論天氣如何，永遠是我們冬季上體育課時所穿的深藍色體育運動厚棉長褲。我沒看過他穿鞋的模樣，我想他的腳底因為總是赤腳的關係，應該已經長出一層厚厚的繭。我也不知道他多久洗一次澡，他那及肩的頭髮因為頭皮所分泌的油脂，將其黏著纏繞在一起，同時因為車來車往所帶來的塵埃附著其上，使得髮色呈現著不知道是因為歲月還是廢氣污染所造成的暗灰色。他手上總是拿著碎石子或是粉筆，在校門口的路面上寫出許多數學或是化學的式子，口中同時念念有詞，但我從來沒聽懂他在說什麼。偶爾他會抬起頭來，對著經過的人傻笑，露出他那佈滿黃漬且不完整的牙齒。校警以及學校的行政人員似乎早已習慣這個人，甚至把他當成校園風景的一部分，從來沒有驅趕過他，可能是因為不曾聽聞他有任何傷害別人的記錄或是舉動，只不過偶爾會看到他猛抓著頭髮，咬著自己的下唇，用力但小聲地啜泣著。

關於這個人，我聽過許多故事，最廣為流傳的是說他是我們的學長，以前成績非常好，還代表學校參加過世界高中奧林匹亞數學還是化學的競賽，拿到不知道是金牌還是銀牌的成績，讓他可以不經過聯考直接保送台大。不過因為唸書的壓力太大，使得他在畢業前夕瘋掉，自此之後，他每天就這樣來到他最熟悉的學校，繼續算著一些未完的數學公式或是化學反應式之類的東西。如果按照他當時發瘋的年紀，跟現在目測年齡看來，他應該已經用這種方式，過了超過三十年的歲月了。我有一次試著跟他講過話，不過他只是抬起頭來看著我，然後用粉筆圈起地上一個化學元素符號，用著我聽不懂的語言，說著我聽不懂的話。

我畢業後幾年，有一次假日回到高中母校去打籃球的時候，那個人還在一樣的地方，不過身旁多了一副拐杖。校警跟我說那是有一次一個冒失鬼開著車，在學校校門口想要迴轉，沒看到蹲在地上的他，就這樣發生了車禍，後來是學校的學生以及老師們將他送到醫院，幾經波折，聯絡上他的家人，大家才從醫院離開。

再過了幾年，我跟高中同學聊到他，同學跟我說自從出了那場車禍，那個中年男子的身體每況愈下，過了一陣子，他就沒再出現在校門口了。剛開始大家也不以為意，直到有一天，曾經在醫院看到的他的母親，說有些話，想請校警轉告校長：

「謝謝這幾十年來對我兒子的包容，他幾個月前過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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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的時候會想，那個把自己三十多年光陰囚錮在一個高中校門口的那個人，他心中的記憶，會是在他決定蹲在校門口的那一刻開始，就再也沒辦法繼續累積了，還是雖然他無法用正常的詞彙說出我們一般人可以理解的話語，但仍然用他自己獨有的方式在收藏他自己的記憶？我聽說過當一個人在遭遇重大打擊的時候，他的記憶會停止運作，這是身體的一個保護機制，讓當事人可以避免被這個痛苦的記憶糾結著。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從他開始在地上寫出第一個方程式的第一個字，到他即將離開人世的這三十多年的歲月，有什麼樣的東西，可以填補這樣的空白？

我似乎隱隱約約可以從那個中年男子的母親身上感覺到關於答案的一些模糊的輪廓，但仍無法清楚的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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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約莫在下午四點完成64公里的路程。盥洗完後，打個電話給家人，知道他們都已經到了墾丁的民宿，正準備到大街上逛逛。電話裡，我那兩歲多的女兒問我說：「Daddy，你是不是在好高的地方跑步？」我說是，然後她繼續說：「那Daddy你要小心一點喔。」我說了聲「好」，掛上電話，先到醫護室處理我腳上的水泡，然後幫我腫脹酸痛的大腿、膝蓋還有小腿冰敷。我看到有一位女性的參賽選手，因為水泡破了，流出來的血水乾了以後，使得襪子跟自己的皮膚黏在一塊，醫護人員只好將襪子剪開，用優碘消毒過後，硬是把殘留的碎布連帶沾黏的皮膚一塊撕下來。她終於忍不住流下了眼淚，大聲哭了起來。

天色漸漸暗了下來，一旁的選手休息室，原本大家一起聊天的聲音也慢慢變小，許多人都準備休息了。跟我一起參賽的朋友才剛到終點，聽到他說他腳上的水泡比我還大，我趕快叫他去一旁的醫護室處理一下，只剩下明天一天，20公里的路，不要因為這個水泡讓自己不能完賽。過了一會兒，醫護室就傳來他的慘叫聲。

第二天營地的醫護站，每天晚上冰敷的情況。

第二天的晚上特別的安靜，即使是參賽的朋友們並互相聊天分享賽道上的事，也都刻意壓低音量，儘量不要打擾到其他人。我走到營站的門口，用熱水泡著跟昨天一模一樣的晚餐，吃飯的時候跟工作人員聊聊天。冬季寒流來襲的晚上，使得戶外的氣溫只有十度左右，儘管我們是在島嶼的最南方。

我鑽進我自己睡袋準備睡覺的時候，Leonard Cohen開始唱著他最著名的歌曲” hallelujah”(哈里路亞)，這個希伯來文的字義是「榮耀歸於主(Glory to the Lord)」。在他們所信仰的教義中，因為有個全知全能的上帝存在，才有這世界的一切。只不過，如果真有上帝存在，我一直想這樣問：

「如果上帝真的如此全知全能，為什麼這世界上還是存在著這麼多的不幸？」

「因為為了成就一個更大的善，這些不幸是必要之惡，他們的犧牲會帶領我們往一個完美的世界前進。」有人這麼回答過我。

我不知道那位蹲在我高中校門口的人要帶領我往什麼樣的完美世界前進，因為沒有人知道所謂的完美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於是每一個不幸的人的每一聲嘆息，仍舊在這個破碎的世界悠悠的飄蕩著。

「哈里路亞。」我說。

從窗外看出去，剛升起的那盞下弦月逐漸被雲層遮蔽，只從雲的邊緣透出一點兒光暈，而天空沒有任何的鳥兒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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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出發前的合照（出處：SUPERACE）

最後一天的路程只剩二十公里，大家出發前在起點拍照的時候都很開心。我們已經完成114公里了，剩下這段距離應該用走的都可以走完。跟我一起參加的朋友跟我說，直到今天起床，他才有「真的可以完成這場賽事」的真實感。往出發點移動的時候大家都一跛一跛的，到了鳴哨時，每個人腳步飛快的衝了出去。

「他媽的你們這群騙子！」我朋友看這那些向前跑的參賽，轉過頭來跟我這麼說。

去年第一次參賽的我在這最後一天的20公里咒罵自已的人生。因為受傷跟失溫的關係，我花了四個多小時才完成這最後的路途。記得那個時候我必須算著自己的步數來保持清醒，結果數到三千多我就失去意識了。若不是因為知道家人在終點等著，我不可能硬撐著將比賽完成。而現在天空飄著小雨，我的膝蓋跟我腳上的水泡並無大礙，我抬頭起來看看周圍的景色，這兒是位於風吹砂附近，一個被稱為「籠仔埔」的產業道路。兩旁是墾丁最大的放牧草原，有些牛羊在遠方地平線的那一端悠閒著吃著草。旁邊一點的山坡上，許多前人的墳羅列著，世世代代看著他們最熟悉的景色。一百多年前，陳達在這裡出生，沒受過任何教育，目不識丁，但用著一把月琴，唱出了包括「思想起」在內的恆春民謠。他這輩子貧困交加，也曾經因為看醫生付不出醫療費用，就唱「思想起」來充抵。晚年眼盲、耳聾，更得了精神分裂症，經常在街頭遊蕩，最後在恆春街頭被一台超速的遊覽車撞死，得年76歲。自此之後，台灣就再也沒有傳統的說唱藝人了。

那些在海上歷經大風大雨過台灣的人們，曾經無語地看著天，曾經乞求祖先神明的保佑，最後到了這片讓他們生根的土地。陳達於是這麼唱著：

「台灣後來好所在啊，經過三百年後昭昭知。」

我閉上我的眼睛，從山頂往海面上吹拂的風從我耳際劃過，風裡有月琴的聲音。

籠仔埔，墾丁最大的放牧草原（出處：SUPERACE）

過了一個多小時，總算到了可以看到船帆石的陡下坡了。去年的我在這裡因為膝傷以及失溫的關係，往下走的時候耐不住身體的疼痛，終於沒辦法再壓抑心靈上的脆弱，於是就哭了出來。今年到了這裡，體力跟身體狀況都無大礙，路途只剩下不到五公里，我可以在一個小時之內，完成今年的134公里全部的賽事了。我忍不住向天空揮拳，並因為得意而大聲的叫了出來。沿著這條路往下走，兩旁五顏六色花花綠綠的民宿，多半起了跟歐洲景點相關帶點浪漫色彩的名字。即使我們其實是在這個島嶼的最南端，或許他們仍舊想要看到愛琴海。

來到通往墾丁大街的道路，終點馬上就要到了。開始可以看得到一些打扮得像觀光客的人，用疑惑的眼神打量著我們。我突然間有一個古怪的念頭：我想要轉過身往回走，回到可以看得到帆船石的那個上坡，回到旭海公路那個可以聽得到海浪的聲音的地方，回到浸水營古道等待蟄居在其中的穿山甲。在活動開始的那一瞬間，我只希望這三天可以快點過去，我可以不用再忍受背著十公斤的背包走上五六十公里的路途的那種疲累，不用再忍受每餐都吃速食調理包或是泡麵的厭倦，不用再睡充氣式的床墊及睡袋，也不用睜開眼睛後又要開始一樣的日子的無力感。但等到賽事到了結束前，回到城市，看到自己曾經熟悉的事物，卻開始變得有點陌生了。當年克里斯麥肯多斯（Chris MacCandless）轉身走進阿拉斯加荒野的心情，現在的我或許稍稍可以體會。我想，那兒一定有文明不能提供的解答。

當然，我並沒有這麼做。我家人還在終點等我。在這個世界裡，我還是有不能捨棄的事物在。

去年參賽的時候，我女兒一歲多，同樣在終點等我。我一直記得當時因為天氣太冷，她在終點迎接我的時候，臉上掛著一抹鼻涕的樣子。過了一年，她長大了，話說得越來越清楚，有的時候還會用她自己開發出的一套邏輯來說服我。當我承認她是對的的時候，她還會攤開手，用一副理所當然的表情說：「你看吧，Daddy，我不是早就跟你說過了嗎！」

這次出發前，我跟她說：「妹妹，Daddy去跑步喔，要過幾天才回來。妳要到終點等我嗎？」

「好啊！」她說。「Daddy，妳要去好高好高的地方跑步嗎？」

「對啊。」

「那以後我長大以後，可以跟你一起去跑步嗎？」

「當然可以啊！」我說，「那妳要快快長大喔！」其實我心裡卻希望她可不要長這麼快，可以再多給我一些時間，讓我陪在她身邊。

剩下的不到三公里的路程，我慢慢試著回想這一年，我女兒跟我相處的每一件事，但其實我也知道，這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如果我的目標事真的想要記起「每」一件事的話。一定有某些讓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像是她第一次跟著某首歌的旋律所跳的舞。也一定有更多是我以為我會記得，卻在下一瞬間就被遺忘的事。然而，在那些被遺忘的時間所留下的空白，似乎慢慢的，我可以找到，足以填補其中的東西了。

那麼，關於我最初一開始問自己的問題：「在那些我所遺忘的記憶時間中，是否也同時失去了構成我靈與肉的喜怒哀樂與愛恨情仇?那麼我的人生，還是完整的嗎？」，似乎也有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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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一樣時間，我嚐到了完賽的那種滿足的喜悅。今年這種喜悅卻也絲毫不減。聽我太太說，我還沒進終點前，女兒就用我們送她那隻紙做的手機，放在自己的耳朵旁，假裝跟我說話：

「爹地，我在終點等你囉，你在哪裡？......快點回來喔。」

十多分鐘以後，我完成全部的賽事，我女兒看到我，小跑步過來迎接。我把她抱了起來，她於是親了我，笑著跟我說：

「爹地，你去好高的地方跑步回來囉。」

我回頭看，有幾位女性的參賽者，在越過終點那條線以後，就掩面哭了起來。

女兒用她紙做的手機跟我說話

終點處最期待的事。（出處：SUPERACE）

當我牽著我女兒的手，走向停車場，要放我身上的行李時，她一直在我身旁嘰嘰喳喳地跟我分享著她有在飯店的游泳池游泳、昨天有喝一罐養樂多之類的事情。我低頭看她自顧自的講話的神情，笑了笑，同時也明白了一件事：

「我不會，也不可能記得她在我身邊跟我說的每一句話，跟我做的每一件事，」我對自己說，「但我知道，在每個片段的記憶裂縫中，填補這些空白的，都是愛。」

對我的家人，對我的朋友，對這個世界，我也如此相信著。

「世界上有什麼不會失去的東西嗎？我相信有，你也最好相信。」村上春樹於是這麼說著。

所以，對於賽道旁那位在下午時間一個人用餐的村莊老人，他或許在等待著那艘在海面上飄盪的貨輪，捎來遠方家人的消息，裡面是無盡的彼此思念。那位徘徊在我高中三十多年的中年男子，或許從他選擇蹲在校門口寫下第一個方程式的那個時間點，他就用屬於他自己的方式，收藏著他母親所給予他的，那毫無保留毫無後悔的付出。而那些在三百年前飄洋過海的先靈們啊，在每一次我們回想你們的時候，都知道你們所留下來的，是對這塊土地滿滿的愛。

那麼，對於記不住的事情，就忘了吧！只要我們可以對所有的事情充滿寬容，只要我們知道我們可以用愛來填補每一個記憶的空白處，這樣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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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結束後的幾個月，我還是按照著以往的步調上班工作生活著，似乎沒什麼不一樣。不過，有一天在訪完客戶，開車回台北的路上，我的iPod隨機選到了蔡藍欽的「這個世界」，透過車上的音響，這位在人世間只活了二十三個年頭的人，開始用他被保留下來的，那帶有點稚嫩的聲音，這樣唱著歌：

「我們的世界，並不像你所想像的那麼壞，你又何必感慨。用你的關懷，和所有的愛，為這個世界，添一些美麗色彩」。

我把車子停在路旁，一個人哭了起來。

那些我們認為不完整的人生，其實就是構成我們完整的一部分，其中的空隙處，有充滿愛的光，照出整個世界的希望。